小説主人公是甲滿爺,仁愚,華主席的小説叫做《進城走了十八年》，這本小説的作者是十年砍柴寫的一本文學、社會文學、都市風格的小説，書中主要講述了：【內容簡介】

這是一本進城的鄉下人18歲前的編年紀事。

這些陳年流水賬，斷斷續續地寫了三年。其中的一部分我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中，曾獲得一些同齡人——特別是和我一樣在鄉村長大的70後人的共鳴，其中有多年未聯繫的高中同學，他們鼓勵我將這些回憶寫完並出版。胡適先生曾鼓勵人寫自傳，他自己以身作則，四十歲那年開始寫作《四十自敍》。

然而胡適是何等的人物！他27歲便任北大教授，已名滿天下。那代學人的學養，我輩望塵莫及，那代學人的成就，我輩徒有豔羨。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寫自傳？再加上忙於應付稻粱謀的時文，這流水賬便輟筆許久。

促使我將它寫完的，是2010年3月父親的一場重病。那天上午，我正在辦公室忙於瑣事，接到姐姐的電話，説父親突發重病，已經人事不省，正送往市人民醫院搶救。遠在廣西桂林的哥哥和遠在四川樂山的弟弟幾乎也同時接到電話。

於是，三兄弟從南、北、西趕赴湖南邵陽。桂林最近，哥嫂驅車7小時就到了家，而我和弟弟在長沙機場會合，也於當日晚10點趕到老家。父親已經被推進了ICU搶救，兄弟姐妹四人相顧無言，唯有心底裏祈求父親渡過這一關。

父親在ICU整整躺了9天，每天我們兄弟姐妹開車從家裏出發，到30公里外的市醫院，通過ICU的視頻和父親交流，再回到生養我們的山村。一路看窗外田野裏油菜花開，連綿的山鬱鬱葱葱，離家20餘年，我已很少有這樣一段時間欣賞到故鄉的風景。路上，我們兄弟們説起兒時離開鄉村的不易。那時候邵陽市在我們眼中，是很遙遠的繁華都市，鄉里人，能進一次邵陽市，足以向村裏人誇耀半年。我考上大學那年，整個縣還沒有程控電話，重要機關靠老式搖柄電話通話，我的錄取通知書差點被耽擱了。而去上大學，要步行出村幾華里，到馬路邊搭農用車去集鎮上，再換大客車到邵陽市，然後坐火車北上。

而今，每個山村不論多偏僻都通了程控電話、手機，水泥馬路也修到了家門口。交通、通訊的改進，保證父親及時送進醫院，也能使遠在外地的兒子們在一天之內趕回來。

鄉村這些改變僅僅是技術層面的，因父病我在家的一旬，深深地感覺到農村社會結構的劇變。那些日子，我們兄弟坐在家裏，傍晚時聽到整個村莊安靜極了，沒有記憶中牛羊的叫聲，連小孩子的嬉鬧聲也聽不到。我的兒時夥伴，以及更年輕的80後，幾乎沒有一個人在村裏，他們都去外面了，他們的孩子也跟着他們在外面，甚至連老人都接走了。一棟棟靠打工攢下的錢修建的新房，好些空無一人。有一次母親突然説了句：我們這些老人走了後，這個村以後怕是沒人住了！

有一天晚餐時閒聊，哥哥冒出了一句：我們這個家族我們兄弟是最後一代需要贍養父母的人，可能也是第一代兒女不能贍養我們的人。

這句話驚醒了我，我想是呀，何止是我們兄弟幾個，整個村莊乃至整個中國鄉村，我們這代人何嘗不是如此？我們對父輩，就像我們父輩對祖父輩一樣，還需要承擔純經濟學層面的贍養義務，幾千年來“養兒防老”的社會常態一直延續到我們這代；而我們的子女，將來可能不需要再在經濟上贍養我們，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情感上的慰藉。

對我來説，進城只走了十八年；而對整個中國來説，進城走了幾千年。